最近，关于养老金不足、医保费用不足的议题被炒热。其中，一位老资格金融人士说，中国养老金缺口巨大，大的不得了。他并举例说，多数国家预筹养老金的总量占GDP的50—100%，有的国家占比超过100%，而中国的这一占比只有10%。

按照他的思考逻辑，中国养老金出现了巨大亏空，并且，一下子也凑不出这么多钱，养老危机已经出现了，必须心急火燎得凑钱。但在讨论中外这一比例差异时，我们不可忽略这样一个真实情况：

那些预筹了大比例、超大比例养老金的国家，是把居民的大部分剩余收入转移到了“养老金账户”上，并进行金融化运作。中国居民则是把相当大部分的剩余收入存在自己的储蓄账户上。把中外不同的国情、民情和金融习惯忽略掉，搞盲目对比、盲目并轨，是这些人思考问题的底盘和底色。如果照这位金融人士的话去做，似乎只能颠覆中国的制度传统、文化传统，每一条、每一项都要复刻美国，用别人的生活模板改造自己的生活，最终的结果，只能是什么都无法收拾。

严格讲，即使在改革开放前，中国没有单设养老金储备金账户，大多数人的养老是靠退休金和子女收入，总体上，也没有出现养不了老的情况。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，人口流动频率、幅度都加大了，老人和孩子全家团圆式的生活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，这就需要建立以个人居住地为主的养老保障制度。这一个必然趋势。但同时，中国人的孝文化、社区互助文化、邻里互助文化，仍要继承和发扬，不能效仿美国那种单靠金融手段养老的制度。

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、中国文化的持续，都要求靠“立体的社会制度来养老”。金融手段只是其中之一，而不能变成唯一！拿其他国家养老预筹金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，并依据这个标准来构建中国的养老制度，不仅不能达到好的效果，而且会扰乱公众预期，损害国家文明生态，不是正确思路。

个人储蓄养老金、职工年金、国家统筹养老金，作为三位一体的养老金架构模式，是合理的，也是必须建立的。但是，过度鼓吹靠金融模式来养老，忘掉了家庭、社区、邻里互助这些有利因素，将养老问题完全剥离于我们整个社会的系统性肌体，把养老问题剥离为、设置为一个孤立的问题，在理论上、制度上是有害的。事实上，西方国家将养老问题完全金融化、工具化、工业化、孤立化，导致的社会治理后果是：过度追求利润，过度追求私利，过度追求金钱。其养老问题看似完美无缺，实则损害社会的文明架构。他们的养老制度带来的后果，并不是一代又一代人生生不息，而是很多人选择不生或少生，人口自然增速大幅度下滑。因此，对养老金融化焦虑，应该彻底反思一下。

事实上，近年来，将养老金融化的做法已经给老年人、家庭和整个社会带来的巨大负担。必须恢复养老是社会制度、社会功能的本质！

与此相关，对于医疗保障制度的认识也是如此。今年4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，扩大了普通门诊报销的范围和额度；将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由仅由自己使用调整为可以为配偶、父母、子女支付。为了充实可支付资金储备，把国家统筹和单位缴纳的资金调入统筹账户上。同时，还努力通过集采等方式降低药品价格；对跨省市结算制度进行完善。这些措施，都是为了更加便利群众，满足大家看病的实际需求。客观而言，疾病救治是民生保障的底线。与疾病斗争是人类与大自然进行斗争的重要领域。任何人，一旦进入重症阶段，都将面临较大的心理、身体和经济负担；对于重症的保障始终是一个难题。所以，医疗保障的基本框架仍应是普遍性救治一般病症，逐步在重症领域提高救治能力建设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像以上这种制造焦虑、贩卖焦虑的操作此起彼伏。先有“断贷”“拒交楼”话题，后有生育率下降话题，叠加所谓的“民营企业受打压”“担心搞计划经济”等话题。其间的很多说法，打着恢复经济、稳定民生的旗号，实则是营造和贩卖焦虑。关于这些话题，我将陆续加以分析。请关注。

原文来源 : 董少鹏